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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支撑点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
- 作者： 王多月 来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年份：2017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互动路径 战略考量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战略风险 战略支撑点
- 描述：21世纪,国际海洋战略形势的变化对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既提供了机遇,又使得这一战略面临着挑战。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国际战略态势中寻得国家发展的先机,将海洋安全贯穿国家建设主线的始终,是中国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及其战略支撑点建设则是中国政府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所施行的一项推进国家稳步发展的重要举措,是中国“走出去”战略中的关键一环,更是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战略落到实处的具体的战略举措。未来,中国政府应在理清大战略思路的前提下,依托“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一优势平台,准确选取、建设并维护好战略支撑点,充分发挥战略支撑点所特有的示范样板性战略效用,积极深化与沿线诸国间的战略联系,拓展与各参与国的外交纵深,巧妙的应对地区间战略风险,以期构筑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本文论述的核心要义即是围绕“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一战略倡议,通过设定战略支撑点的衡量标准并提出推进中国与战略支撑点战略对接的互动路径,从而行之有效的实现“点面结合,线片协调,并最终实现地区性战略整合”的发展目标。论文首先以空间场模型与力量场效应为战略支撑点构建作理论梳理,在明确概念的基础上,试从地缘势力、国家群体、战略地位以及战略诉求四个层面对战略支撑点的战略内涵予以阐述。但作为一项尚未成熟的政策应对,战略支撑点的敏感性与脆弱性暴露无遗。基于此,笔者尝试从地理区位、历史联系、贸易畅通、设施联通以及战略示范五个层面对其进行战略考量,并从政治保障、制度保障、物质保障以及文化保障四个方面对中国与战略支撑点间战略对接的互动路径予以概述。其次,为了阐明战略支撑点构建的战略相关性,笔者更是通过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所面临的风险与挑战的分析,指出战略支撑点建设有益于缓解这一战略倡议的战略困境,并通过能力因素、类别划分以及基本特性三个层面对战略支撑点构建所应具备的战略要素进行剖析。再次,为了验证上文所论及的的正确性,笔者分别对该战略倡议所指涉的三条主要航道上的八个重点国家予以列述,用以考察其是否具有成为战略支撑点的发展潜力。最后,通过对战略支撑点所存在风险性的考量,文章认为应从关键举措、重要因素、安全保障以及方向保证四个层面对实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战略支撑点的共建提出可行性工作机制,不断增强中国国家建设的可持续性。
- 网上丝绸之路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研究
- 作者： 李一丹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年份：2017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经济影响 “网上丝绸之路” 互联网 区域经济 “一带一路”
- 描述：“网上丝绸之路”作为“一带一路”区域的互联网,作为区域的信息畅通之路、经贸繁荣之路、技术合作之路、资本汇聚之路、人文交流之路,对区域内各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推动“网上丝绸之路”建设对于拉动中国互联网相关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也有显著作用。“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以来,我国在多个国家参与了铁路、公路等建设项目,同时,区域内也有一些国家积极性不高,出现了内热外冷的局面,道路等基础建设投资大、风险高是重要原因。相比之下,同样是“一带一路”建设重要部分的“网上丝绸之路”,由于其建设成本低、风险小、效益好等特点,更容易吸引各国共同建设,进而推动“一带一路”整体战略的实施。此时,急需探索“网上丝绸之路”对区域经济的促进作用,彰显“网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意义。不过,由于提出“网上丝绸之路”建设才两三年,对“网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刚开始,关于“网上丝绸之路”对区域影响的经济学研究比较少见,本文成了这一领域的基础性研究。“网上丝绸之路”的主体是“一带一路”区域的互联网,“网上丝绸之路”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实际上就是互联网对“一带一路”区域经济的影响。由于互联网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已经得到广泛认可,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诸多实证研究的验证,有互联网产业详实的经济数据和人们通过互联网提高效率的切身感受,所以本文在研究互联网对“一带一路”区域整体经济影响的基础上,还进一步分析了互联网对“一带一路”各国经济影响的差异,探索影响差异的成因并按国家分类做了比较。为了深入理解“网上丝绸之路”建设对各国经济的带动作用,本文重点针对16个“一带一路”主要国家,分析了各国互联网基础产业对本国和其他国家经济的影响。在对区域整体的经济影响分析方面,使用“一带一路”65个国家1996年~2014年数据做了实证分析,发现互联网对“一带一路”区域整体的经济有促进作用,互联网普及率每提高10%,GDP提高约0.8%。随着互联网普及率的提高,这一影响在逐渐增强。在对各国经济影响差异分析方面,发现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国际贸易、经济水平等因素,与互联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有关。按照经济水平和发展方式,可以把“一带一路”区域国家分为集约发展、粗放发展、潜力发展三种类型,互联网对集约发展型国家的影响更为显著。在对主要国家的产业影响分析方面,使用“一带一路”16个国家2000年~2014年投入产出表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互联网基础产业已经发展为各国国民经济的重要部分,并通过产业关联作用影响本国和其它国家的国民经济发展。对于这16个国家,互联网基础产业产值占国内总产出的平均比重从2000年的3.7%增长到2014年的4.5%,对GDP的直接贡献率为4.6%;2014年,互联网基础产业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最终需求,会拉动本国国民经济增加1.25~2.39的总产出;国民经济各个经济部门平均增加一个单位的最终需求,要求互联网基础产业供给1.25~2.30个单位的产出量。多数国家互联网基础产业与其它国家经济的关联度明显比与国内经济的关联度小很多,但中国的IT制造业是个例外,对国外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超过了对国内国民经济的推动。基于上述研究成果,本文总结了中国推动“网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了建设“网上丝绸之路”的具体建议。“一带一路”各国应积极推动本国“网上丝绸之路”建设,并根据自身特点选择参与“网上丝绸之路”整体建设的策略。中国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倡议国,应该在“网上丝绸之路”的整体建设上发挥更大的推动作用。
- 塔吉克斯坦面临的安全风险及其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影响
- 作者： 王静 来源：新疆大学 年份：2017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塔吉克斯坦 安全风险 “丝绸之路经济带”
- 描述：塔吉克斯坦积极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落实,以刺激本国经济发展。中塔两国贸易合作形式良好,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助推下两国更是有望成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虽然,塔吉克斯坦是中亚地区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基础设施薄弱。但是,塔吉克斯坦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和水力资源,在经济合作上,中塔两国有天然的互补优势。此外,塔吉克斯坦特殊的地理和文化环境,致使塔吉克斯坦成为成为保障地区安全的“前哨站”,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不稳定因素之一。因此,分析塔吉克斯坦的安全风险的种类,产生的原因,对保障“丝绸之路经济带”顺利推进有重要的意义。巴里·布赞为安全研究提供了体系化的理论,他将安全研究内容扩展至军事-政治以外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领域,基于沃尔兹的“人、国家、体系”的体系层次分析方法,将安全研究的对象向上延伸至体系,特别是地区安全,向下延伸至个人安全。基于此提出的地区安全复合体也颇具指导意义。文章以巴里·布赞的安全理论为研究框架,分析塔吉克斯坦存在的安全风险。塔吉克斯坦与邻国争议问题基本得以解决,安全风险主要来自于非政治-军事领域。但是由于自身安全防御能力低,部落化的政治生态仍然存在,军事-政治风险不容忽视。塔吉克斯坦经济结构脆弱,经融环境相对恶劣;文化认同、公民意识薄弱,社会发展极度不平衡;同时,塔吉克斯坦生态环境日趋恶化,自然灾害种类多,而灾害预警和处理机制不完善,自然灾害的破坏力巨大。由于国内经济、文化环境不容乐观,加之阿富汗安全局势紧张、恐怖主义在全球的扩散以及域外大国的干预,使得“三股势力”在塔吉克斯坦活动频繁,甚至影响地区安全。塔吉克斯坦意识到自身发展的缺陷,塔吉克斯坦试图以国内改革和国外合作的方式改善投资环境,化解不断攀升的安全风险。
-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研究
- 作者： 王浩波 来源：宁波大学 年份：2017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贸易便利化 引力模型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
- 描述：全方位开放新格局”。1作为首个以中国为主体的跨洲际合作框架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以下简称新丝路)战略开始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新丝路”沿线幅员辽阔,经济和人口分别占世界总量的21%和43%,市场规模
- 基于马克思主义国际合作思想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能源合作机制研究
- 作者： 王煜焜 来源：西安科技大学 年份：2017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能源 合作机制 马克思主义国际合作思想 “丝绸之路经济带”
- 描述：马克思主义国际合作思想对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国际合作实践有重要指导意义。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合作思想指导我国对外合作实践的最新成果。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建设中,能源领域的合作又是该构想的重中之重。因此,基于马克思主义国际合作思想对“丝绸之路经济带”能源合作机制进行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能源问题始终是关系到我国国家安全的重要问题,建构一套完善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能源合作机制,可以确保“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内相关国家之间能源合作的顺利开展,从而保障我国的能源安全。目前,“丝绸之路经济带”能源合作机制的建构已初见成效,但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能源合作机制仍需完善。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国际合作思想和相关的能源合作理论为指导,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方法,采用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一般研究方法,分析了“丝绸之路经济带”能源合作机制建构的可行性与现实基础,从中找出了目前能源合作机制所存在的问题,并深入研究了目前“丝绸之路经济带”能源合作机制存在问题的原因。最后本文结合相关理论,提出了完善“丝绸之路经济带”能源合作机制的对策建议。本文提出的对策如下:应该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内现有的能源合作机制基础上,建立一套更加完善的新丝路能源合作机制。建构新丝路能源合作机制的途径包括:成立新丝路能源合作组织并制定新丝路能源合作原则;对合作机制进行顶层设计与宏观管理;在合作方式上应采取有效的多边合作机制;通过建构能源战略储备机制和安全应急机制来确保合作中的能源安全;通过签署合作互信机制、完善沟通与纠纷解决机制和定期召开论坛与峰会来减少合作中的沟通障碍;完善资金、人才、能源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保障,确保新丝路能源合作机制能够有效运行等。
- “徽商”家族剧的女性形象建构
- 作者： 郝驰原 来源：浙江师范大学 年份：2016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徽商”家族剧 女性形象 女性主义
- 描述：“徽商”家族剧是以表现徽州商人的家族发展变化、家族间与家族成员间的矛盾斗争为主要内容,以徽商家族的发展史为主题,通过一个或者几个徽州商人家族的兴衰或者不同家族间的恩怨纠葛来反映历史变迁和时代变幻的电视剧。本文分别从徽商家族剧女性形象的性格构成、女性形象的叙事功能和女性形象的创作困境三个方面探究新世纪以来“徽商”家族剧中的女性形象建构。论文第一章指出新世纪以来“徽商”家族剧中女性形象的性格构成。“徽商”家族剧中的女性形象具有一些普泛性的特点如隐忍顺从和贤良淑德。除此之外,她们还有一些现代性质素如顽强坚毅和独立自主。论文第二章论述“徽商”家族剧中的女性形象分别在空间层面、身体层面和话语层面承担的叙事功能,进而诠释“徽商”家族剧中女性形象性格构成的成因。首先,在空间叙事方面,女性形象在私人化的家庭空间内是“非在场”的存在,她们只有通过实现自身的价值才能在家庭空间中找到归属感。同时,女性形象在公共空间如祠堂和牌坊的召唤下挣扎徘徊在传统秩序和生命欲望之间,呈现出被束缚和禁锢的状态；其次,在身体叙事方面,受到男权文化束缚的女性以帮助丈夫和儿子取得成功而获取自豪感,呈现出一种依附他人的状态；最后,在话语叙事方面,在男性权威和封建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徽商”家族剧中的女性形象呈现出缄默和失语的状态。因此,空间叙事、身体叙事和话语叙事下的女性形象践行着贞洁烈女式的生命轨迹,也诠释出家国同一型的道德情怀。论文第三章进一步探究了“徽商”家族剧中女性形象的三大创作困境,体现在女性形象塑造的刻板化印象、女性形象塑造的身份认同危机和女性形象塑造的文化价值缺失。综上所述,“徽商”家族剧的创作主体应正视这些问题,重构女性主体意识,打破女性形象定势化的建构套路,以进一步塑造更为完整、多元化和承载文化价值的女性形象。
- 徽商银行A分行小微企业信贷风险控制案例分析
- 作者： 田畅 来源：安徽财经大学 年份：2017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徽商”家族剧 女性形象 女性主义
- 描述：徽商银行A分行小微企业信贷风险控制案例分析
- 明清徽商的诉讼研究
- 作者： 王亚军 来源：华东政法大学 年份：2009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诉讼 徽商 “好讼”
- 描述：徽学素来有着“商成帮,学成派”的美誉,徽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徽商文化现象,一直成为徽学学者研究徽州文化的关注重点。传统对徽商的研究方法局限于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视角。从传统法律文化视角而言,中国古代的商人在长期“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下,处于非常特殊的社会地位,对古代商人社会地位和商人相关诉讼活动的研究,理所当然应该成为法律史学者重点关注的对象之一。本文力图将明清徽商置于“重农抑商”和“无讼”的传统法律文化的背景下,以法学(法律史)的研究方法来审视明清徽商的诉讼活动,尝试着在传统徽学研究领域里,开辟出以法律史学的视角研究徽商的一块新领域。 第一章旨在“重农抑商”的传统法律文化背景下,分析历代统治者加强“抑商”立法的经济、政治、伦理文化的成因,审视“抑商”法律下商人社会地位的历史演变过程,得知除了春秋和两宋时期有过短暂的发展之外,商人一直处在被抑制的社会地位。 第二章主要考察在明清时期,国家立法重归“重农抑商”的传统下,徽商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的法文化因素:徽商对官府理学思想的“理欲关系”改造,整合出“儒贾相通”的“新四民论”,为徽商的崛起提供了主观条件;随着社会商品...
- 儒家伦理与徽商精神：“韦伯式问题”的经验研究
- 作者： 梁德阔 来源：上海大学 年份：2010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韦伯式问题” 徽商 儒家伦理 徽商精神
- 描述：本文旨在探讨儒家伦理如何建构徽商精神以及这种商人精神的性质如何,进而回应“韦伯式问题”。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认为新教伦理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而在《中国的宗教:儒教和道教》一书里,他断言中国的儒教和道教阻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发生。余英时针对韦伯的“中国命题”加以批驳,他广征博引儒、释、道三家的教义,证明中国近世宗教伦理有“入世苦行”精神,尤其强调儒家伦理能够为中国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提供动力。余英时和韦伯都是在宗教教义中探究商人的资本主义精神,没有对商人精神进行经验研究,后来,韦伯学者和余英时本人也都深刻地认识到这方面研究的不足。余英时还特别强调徽商资料将会证明他的结论,但他本人没有利用徽商资料进一步研究,徽商研究者也一直未作学术回应。本文爬梳了大量的徽商资料,从商人视角切入徽商精神研究,用徽商的经验研究来检验“韦伯式问题”。全文由正文、绪论和结语三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介绍本文的研究旨趣、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正文分为五章,主要表达三层意思:首先,探讨徽商的儒学传统,解析徽商与儒家文化的亲和性。徽州望族多是“中原衣冠”,这些封建士大夫和仕宦因躲避战乱、留念山水和居官任职等原因迁徙到徽州地区。从中原士族到徽州望族,这些世家大族继承了以孔子、朱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进而发展成了新安理学,为儒家文化传承的典型。其次,“贾而好儒”是徽商的基本特征。徽商虽是商人,却有儒家风范,他们或是“先儒后贾”,或是“先贾后儒”,多数是“亦贾亦儒”,从而形成“贾而好儒”的重要特色。徽商喜欢结交文人、攀援官宦,这也是崇儒的表现。徽商重视教育,他们设置塾学、捐修官学、建设书院,延请名师、扶持士子,为府学、县学、书院提供束脩、膏火费。业儒入仕是徽商的终极关怀,在他们看来,“非儒术无以亢吾宗”,“非诗书不能显亲”,即便富埒王侯,也不能光宗耀祖。再次,儒家伦理孕育了徽商精神,主要表现为敬宗收族、忠君报国、团结协作、吃苦耐劳、开拓进取、诚实守信、乐善好施、勤劳节俭和崇尚文化九个方面。宗族制度的完备和宗法观念的强固是徽州地区一个颇为特殊的社会现象,徽商编纂宗谱、建设祠堂和设置族田,强化以尊祖、敬宗、睦族为特征的徽州宗法制度。徽商忠于皇帝、报效国家,他们完成赋税、大力捐输、募勇抗倭。徽商注重血缘、地缘和业缘关系,彼此之间团结互助。徽商能够吃苦耐劳,被称之为“徽骆驼”和“绩溪牛”。徽商积极进取和开拓创新,他们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从事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难以比拟的。徽商以诚待人,讲究信用,以义取利。在家乡和侨寓地,徽商对兴办义学、筑桥修路、救灾济荒等公益事业都倾注了巨大的热情,不仅慷慨解囊,而且出谋划策。徽商崇尚节俭,勤劳不息。徽商是酿造徽州文化的“酵母”,他们为徽州文化昌盛提供了经济基础,铸就了徽州文化的辉煌。结语部分是对“韦伯式问题”的批评和反思。余英时认为,新教伦理(又称入世苦行)主要包括勤俭、诚实、信用等美德,赚钱已成为西方资本家的“天职”,他们为了赚钱而赚钱。徽商无论创业初期还是富裕后,大都能保持勤劳节俭的生活作风。他们将诚信作为立身行事的指南,特别是作为商业活动中处理买卖关系的基本准则。徽商也有超越性动机,他们相信自己的事业有着庄严的意义和价值,能够忠君报国、敬宗收族、救济弱者和繁荣文化,只不过西方商人把社会责任发展为宗教精神,而徽商把宗教精神转化为社会责任,徽商不是“替上帝行道”,而是“替天行道”。徽商吃苦耐劳,开拓进取,他们对世界采取不是适应而是改造的态度。在商业书中徽商总结了他们的商业知识和经验,商业算术是徽商必备的基本技能,这相当于韦伯的“理性化的过程”。总之,徽商的经验研究进一步支持和证明了余英时的观点。
- 晋商“东掌制”对职业经理人选择的借鉴
- 作者： 张凯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年份：2016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身股制度 Sharpley公理 “东掌制” 职业经理人
- 描述：我国目前大部分企业都处于由“创一代”向其子女交接的时候,但现实情况却是很多企业家的子女无心经营父辈家业或者处于没有守住家业能力的尴尬境遇。将传统的家族治理模式改进成由职业经理人经营管理、家族成员所有的两权分离模式,成了很多创始企业家的选择。因此,引进职业经理人可以看成是现代企业告别家族时代的一个典型标志。但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职业经理人和公司创始者的矛盾不绝于耳,如何有效地使职业经理人和企业创始人的利益最大化,成为现代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历史上的晋商票号也是通过引入职业经理人管理票号、财东享有收益的两权分离的典型模式。在晋商票号的经营管理中,“东掌制”的运用有效的降低了财东和掌柜之间的委托代理成本,规避了代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晋商独特的“东掌制”管理模式在长期实践中收到很好的效果,也是晋商能够保持长盛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晋商票号在组织架构、治理结构、激励机制及人才培养机制方面的经验对现代家族企业都具有深远的启示。尤其是身股制度的运用,达到了对职业经理人激励和约束的效果。因此,可通过分析,以票号初期财东掌柜的股权结构作为现代家族企业在选择职业经理人传承时股权激励的基准。反观现实企业,既有国美电器创始人和职业经理人闹得沸沸扬扬的控制权之争,也有美的集团创始人将企业顺利交接给职业经理人,突破美的发展瓶颈的佳话。通过Sharpley公理计算股权分配的最优方案,用晋商“东掌制”的案例作参数校准,并以此来对国美和美的的情况进行验证分析。从而总结晋商“东掌制”的优劣势,并以相关案例的经验和教训作为补充,来给现代企业的职业经理人选择之路提供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