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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文化理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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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珍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 年份：2008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徽商 文化理念 明清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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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自明朝建立以后，经过一百多年相对安定、平和的休养生息，发展到明中叶，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提高，尤其在手工业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社会经济的变化必然带来人们观念上的更新，一方面，缙绅阶层开展了对传统“重本抑末”思想的批判运动，另一方面，商贾自身的价值观也突破了“学而优则仕”和“重官轻商”等传统的理念模式，转变为一种更加务实的超越性意识。再加之客观环境的推波助澜，使得商贾的力量不断壮大，其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方面的诸多努力，对当时的社会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徽商正是这样一个群体中的典型代表。 本文试图从区域文化的研究视角，充分利用文书档案，并结合各种典籍文献及物态文化遗产，对明清时期徽商的兴衰及其引发的社会变动予以多层面的考察。研究过程中，将综合运用档案学、文献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力求以尽可能翔实、完整、准确的史料展现明清时期徽商的兴衰历程，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文化理念的作用机理及其所产生的历史影响。研究中尤其侧重对徽州文书档案与典籍文献的搜集、梳理和考辨，力求所言皆有较为充分的依据，而不作过多理论化的推衍和阐述。 本文的内容结构，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导论部分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动因、研究基础与空间、研究思路和研究创新，以及相关概念界定等。 第一章主要探讨徽商的兴衰过程及其与文化理念的关系。该部分首先从三个层面五个阶段介绍了徽商由兴起到衰落这一历史进程，并就其原因进行了分析。一件事情发生的因与果，绝对不是那种简单的一一对应，徽商的兴衰也绝非是某一种因素使然，而是多种因素的合力结果，如自然地理环境、国家政策环境、社会秩序环境等。但不可否认，文化理念作为一种无形资产，也是影响徽商发展的一个主要变量。而且，我们只有深入到深层次的价值取向与文化层面，并对徽商的性质进行科学的透析，才能得出更具有说服力的结论。 第二章主要结合明清时期社会文化的演变背景对徽商文化理念的理论构成进行阐释。从根本上来说，徽州文化是儒的，那是一种积极入世的精神，执著而实在，低调而倔强。但徽州文化并非是单一的，道释在这里也同样得到了体现，并通过与儒学的互融互合，促成了新安理学的诞生。正是基于这一精神动力的支持，徽州人才得以突破传统小农经济的束缚，形成了独立的商业价值理念。 第三章主要论述徽商文化理念在经营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徽州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典型地区，徽人自小耳濡目染，在其思想深处形成了共同的观念信仰、伦理道德、礼仪风俗的“文化特质”，建立了一种以同行公认、自愿遵守的以商业行为制度为特征的“文化模式”。在商业实践中，他们既遵守儒家诚信仁义的道德规范，又巧妙运用道释的经济伦理并加以灵活改造。这种由儒释道三教合一形成的经济思想，构成了徽人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之事的人格特征，使得他们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运筹帷幄、游刃有余。此外，儒释道“家国天下”的思想也直接感化着徽商，他们往往出于政治、道义或社会心理上的原因，除将所获利润部分用于产业投资之外，大多则造福于桑梓或社会。然而这一行为在给徽商赢得名利的同时，却也蕴含着巨大的商业危机。 第四章主要剖析徽商文化理念的利弊影响。徽州以其特有的自然环境和人文风尚，涵养滋润了纵横中国商界达三个多世纪的徽州商帮，而徽商的价值观念又伴随着徽商的足迹，进一步影响了明清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科技的发展，诱发了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变异。但由于封建社会后期儒学正统地位的不断强化，“三纲五常”说，“存天理，灭人欲”说的封闭性、凝固性、内省性、求同性等都严重束缚了徽商的思维，使其限于狭小的范围内日趋僵化，最终在外来资本和民族资本的冲击下走向了衰落。 结论部分对全文所论述的观点予以总结。徽商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明清传统的封建社会结构，或多或少地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一点近代化的萌动。然而，徽商所生存的时代又决定了其本身不可能成为封建制度的对抗力量，他们在政治上攀援政府，进行官商勾结，致富后的经济又往往用于购置田产宅园。历史进入近代，徽商固守这种传统不变，缺乏一种创新进取的精神，致使他们无法从根本上向西方商人那样成为一个独立的群体。 总而言之，徽商在中国历史上是令人瞩目的，其对后世的影响和启示也是久远的。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更为全面、深入地揭示徽商的文化理念，为当今的社会发展总结一些历史的经验教训，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此外，本文对存世徽州档案文献价值的挖掘和探讨，还将是一项意义深远的文化工程，有利于进一步促进人们对历史档案的保护和内容信息的开发与利用。 本文虽力求尽可能清晰地展现徽商及其引发的社会变动的全景式图像，但受现存资料、研究时间、本人学力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只是将有关史料进行了大致的分类与排列，未能进行更加理性而深入地思考，特别是对于徽商文化理念的特点、徽商文化理念的现代意义，以及徽商与其他商帮文化理念的比较未能展开，这也成为了本文的一大缺陷，希望能够在今后研究中将这一重要而富有价值的论题继续深入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