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时期
时代特征：原始农业出现剩余产品，产生以物易物的简单商品交换。
《易系辞转下》载：有“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世本作篇》记载“祝融作市”，这是最初有关集市贸易的记载。而“神农造市”就发生在陕西宝鸡常龙山的炎帝活动遗址，是中国市场产生最早的历史证明。
夏商周
时代特征：国家商人产生；创立“关市之赋”；出现了早期的货币经济。
周灭商后，将商代遗民迁到洛阳。商朝遗民既无政治权力，又失去了土地，为了维持生计，东奔西跑做买卖，周人就称他们为“商人”，称他们的职业为“商业”。
周朝初期的实际管理者周公，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工商食官”的工商管理制度。包括土地不能买卖，不能私相授受；建立“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糜者使微”和“大市日昃（ze）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的市场管理制度等（《周礼·地官·司市》）。在“工商食官”的管理体制下，商人是为国君服务的“国家商人”。
随着商品交换的普及和扩大，货币开始出现。平民之间“抱布易丝”,数量有限的金属货币开始流通，形成实物货币和铸币并用，物物交换与货币交换并行的“双轨制”贸易体系。
贝币
西周以后，诸侯兴起，使土地变为私有，贵族之间的贸易日渐增多，庶族工商奴隶主势力日益扩大。《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说明商业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明显。
春秋战国
时代特征：诸侯争雄，各国相继变法，商业都会逐渐形成，独立的私营商人登上历史舞台。
春秋战国时期，以“商鞅变法”为代表的改革，使私田出现，导致井田制崩溃，新的生产关系登上历史舞台；奴隶得到解放，成为独立从事耕作或手工业的劳动者；商人挣脱“工商食官”体制，成为独立的自由商人，从事国内和国际之间的贸易活动，商业发展达到新的水平。
战国时期商业活动场景（浮雕）
这一历时时期，诸侯国林立，纷纷兴建都城，这些都城一般位于交通枢纽，成为商品集散地。各诸侯国之间商业贸易频繁，商人奔走于道“结驷连骑”、“坐肆列贩”，商业出现繁荣的景象。如齐国的临淄，苏秦说它人口繁多到“举袂成幕”、“挥汗成雨”的程度。相国晏婴之宅近市“湫隘嚣尘”，别人劝他搬迁新居，而他却以“朝夕得所求”，买东西方便为由，予以谢绝。还有韩国的荥阳、赵国的邯郸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商业城市。
商品交换的频繁促进了货币制度的发展，各国均纷纷自行铸币。
各国钱币
自由贸易的发展，出现了国际贸易的管理制度。如安徽省寿县出土的四枚楚怀王时的鄂君节，正是鄂君启用舟车载运货物的水陆通行证，上面规定了水陆运输范围、船只数量、载运牛马和有关折算办法，以及禁止运送铜与皮革等物资的条文等，鄂君凭此节可免税。
鄂君节
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独立商人开始奔走于列国之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产生了许多从事国际贸易的大商人，著名者如齐国的子贡和越国的范蠡等。
子贡，孔子门生，善于经商之道，曾“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经常“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到之处“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甚至越王勾践还曾“除道郊迎，身御至舍”，可见当时私商的富有程度和雄厚势力。
子贡像
秦
时代特征：秦灭六国，统一文字、货币和度量衡；制定法规，保障商业交易的发展，出现了名扬天下的大秦商。
秦推行“重农抑商” 政策，把六国的富豪商人强迁至咸阳，壮大了秦商的社会基础。秦代所有的冶铁、铸币、陶器等大手工业作坊和制盐，以及这些产品和包括粮食在内的贩运流通，都分别掌握在官府、官僚地主和富商大贾手中。
秦统一货币，促进了经济上的统一局面，为商品经济发展提供了方便；统一度量衡，为国家收取赋税统一标准。
秦度量衡
秦灭六国后，以咸阳为中心修筑“驰道”；开筑云阳（今陕西淳化县）至九原郡（今包头市九原区），连接关中平原和河套地区的“秦直道”。关中和巴蜀地区“栈道千里，无所不通”，“以所多易所鲜”（《史记·货殖列传》），开创了后世驿道之先河，促进了商品流通。
秦直道起点
秦直道地图
秦颁布法律，规范市场行为。1975年在湖北秦墓中发现了“云梦竹简”，其中有《金布律》和《关市律》。《金布律》规定“有买及卖也，各婴其价”，即明码标价法；《关市律》规定“为作务及官府中，受钱必辄入其中，令市者见其入，不从令者赀一甲”，这些市场法规，保障了商业贸易的正常发展。
在秦的法治保护下，出现了天下闻名的大秦商，其中的卓越代表如吕不韦。
吕不韦，今河南省禹州市人。他往来齐鲁各地，做贩卖粮食和珠宝的生意，积累起千金家产，又帮助秦国公子复国，以“奇货可居”闻名于世；辅佐秦庄襄王登上王位，任秦国相邦，并组织编写了著名的《吕氏春秋》，将其悬挂在咸阳城西门，改一字赠五十金，说到做到，成为“一字千金”的诚信代表。
乌氏倮，秦国上郡畜牧业主。用繁殖众多的牲畜到长安换取丝绸和珍宝，献给陇上的戎王，戎王以10倍于所献物品的牲畜偿还给他，使他牲畜多到以山谷为单位进行计量。戎王又用这些丝绸，与盘踞在河西走廊的塞人（即波斯人）交换他们从罗马人手中换取的黄金，从而开辟了丝路贸易。因这一历史功勋，他被秦始皇册封为贵族，与封君同列，定期到咸阳觐见皇帝，成为秦商的著名代表。
巴国商人清。秦属巴国富商的女儿，其家冶丹砂成富，家资亿万，“僮仆千人”。清寡居，曾凭借财力而保一方平安，并用家资资助秦始皇修建长城，用家传技术冶制十二铜人于咸阳。秦始皇十分看重她，尊其为“贞妇”。她死后，秦始皇下令在其家乡筑“怀清台”，以资表彰。
汉
时代特征：汉武帝开疆拓土，“长安商人”活跃于各郡国之间；又派张骞疏通 “丝绸之路”，使中原与西域各国的贸易往来频繁。
汉初实行“轻徭薄赋”政策，休养生息；“开关梁，驰山泽之禁”，促进物资交流，经济活跃；迁徙齐、楚大族昭、屈、景、田五姓十余万口于茂陵，实长陵，利田宅。关中地区人口众多，市场繁荣，班固《西都赋》描写长安市场“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
长安城的繁华培植了秦商的经济基础，使秦商迎来了第一次发展的浪潮。《汉书·货殖传》中载：“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田啬、田蓝，韦家粟氏、安陵、杜氏，亦钜万”，他们 “椎里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取得了 “千金之家比一郡之邑，钜万者乃于王者同乐”的经营业绩。
公元前139年，汉武帝派张骞开辟丝绸之路。张骞，汉中郡城固(今陕西省城固县)人，外交家、旅行家和探险家。建元三年(前138年)和元狩四年（前119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两次出使西域，经大宛（今费尔干纳）、康居（今撒马尔罕），到大月氏（今阿姆河北）、大夏（今阿姆河南）返回，“俱为天子言地形所有”（《汉书·张骞传》），促使西汉与西域各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全方位沟通，开拓了汉朝与西方各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陆上要道。
张骞出使西域路线图
张骞之后，长安商人随着官家使者赴丝路沿线做买卖，西域各国使者和商人亦到长安等地进行商品买卖。通过丝路贸易，将中国的珍贵物品和先进技术如铸造铁器等传入西方，又从西域诸国引进了马匹、香料、葡萄酒、苜蓿和宝石等物，促进了中国和西域各国的物质、文化交流。
这时期，产生了许多富甲天下的长安商人，他们的代表主要有：
宣区任氏，长安咸阳人。任氏曾在咸阳“宣曲宫”督道县做管粮仓的官吏。汉王刘邦带领军队攻下咸阳城，地方官和驻军四散而逃，当地百姓在战乱中打开仓库，抢劫金银财宝，唯独粮仓无人问津，任氏和家人把没有人要的粮食，用马车全都运到家中。秦朝灭亡后，连年战乱，粮食奇缺，任氏大量抛售家里储藏的粮食，很快完成财富的原始积累，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富豪。
长安无盐氏，女商人，从夫姓，故名无盐氏。汉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发生“吴楚七国之乱”，汉景帝平定叛乱，居住在长安城中的“列侯封君”纷纷领兵出征。这些“列侯封君”急需筹钱去购买车马、武器，但长安城中的高利贷商，都推说没有现钱，唯有无盐氏抓住这一难得的机会，以高于平常十倍的利息向“列侯封君”贷出千金，一共借出了一千万钱，无盐氏因此而富甲关中。
马援，今陕西兴平人。十二岁时父死，他不依兄长过优裕安乐的生活，独自去北疆养马驭马，发展畜牧，开发农业。由于他团结少数民族，因地制宜，管理有方，很快成为一个有牛羊数千头，谷菽万斛的富户。他并不养尊处优，仍过着简朴的生活，而将大部分的财产和粮食送给贫困的牧民。到东汉宣帝时，弃商从戎，征战全国，被封为“伏波将军”。
隋唐
时代特征：开通大运河，丝路贸易强盛，海外贸易大发展；秦商作为“国商”奔走于全国各地。
隋朝重新统一中国。隋文帝致力恢复生产，开凿广通渠，引渭水至潼关，以利关东漕运。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经济呈现繁荣景象，为唐朝盛世打下坚实基础。
隋运河图
唐灭隋后，形成了陆路以长安城中心，通往西域各地；海上以广州为中心，通往东南各国的两条海陆“丝绸之路”，成为唐朝对外贸易发达和商业快速发展的主要助力。
长安城作为全国政治经济中心，有南北大街11条，东西大街14条，又设东市和西市。东市“市内财货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西市二百多行中，主要有衣肆、坟典肆、药材肆、波斯邸、辔行、绢行、帛行、张家楼和寄附铺等各种行业。来唐朝通商的“胡商”以波斯和大食商人为多，他们多集中在西市，专有胡市“殖资产，开弟舍，市肆美利皆归之”（《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五）。西市亦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陆上驿路“以长安为中心，东至宋汴，西至岐洲，夹路列店肆待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唐六典》卷七）。
古代大唐西市街景
大唐东市遗址
胡人骑马（唐三彩）
以长安为中心的商业贸易繁盛，使秦商出现了历史上第二个发展高潮，涌现除了许多富可敌国的大商贾，其佼佼者主要有：
窦乂，陕西扶风人。幼时贫寒，却具备敏锐的目光，能从平凡事物中挖掘卖点，预见商机。十三岁那年，舅父自安州带回十几车当地特产的丝鞋，分送给孩子们。孩子们都争先恐后去挑选合脚的鞋子，惟独窦乂挑了一车别人剩下的大号鞋，推到集市上卖掉，换得五百文钱，这是他下海经商的第一笔收入。窦乂一生，生财有道，名下商铺上千间，每间商铺价值上百万文，分布于长安城的繁华闹市，人称“窦家店”。
王元宝，长安商人。富可敌国，唐玄宗曾两次召见，问起家私多少，王元宝说：“南山每棵树悬挂丝绸一匹，南山树尽而吾家缎不尽。”后践行，果然如是，玄宗叹曰：“朕富，富不过元宝！”。唐朝的货币“开元通宝”以他的名字命名。
邹凤炽。姓邹，因为驼背，人们叫他 “邹骆驼”。他以卖蒸饼为生，赚了“五斗金”，然后将五斗金投资丝绸贩运，成为长安城有名的大富翁。他的财产“金宝不可胜计，……邸店园宅，遍满海内。” ，他家的男仆女仆，都是锦衣美食，穿和用的器物，都是当时令人惊异的东西。他曾经拜见高宗皇帝，请求买终南山中的树，一棵树的价格是一匹绢，他说：“山上的树卖光了，我的绢不会光。”
王酒胡。出身河北定州，人长得像个大酒缸，因此人们叫他“王酒胡”。王酒胡早年做酿酒生意，后来将贸易触角发展到贩卖茶叶、丝绸生意上，累积起惊人的财富。他生意遍布北方各地，黄河上下游，江淮各省都有他的丝绸行、米粮庄、茶庄，洛阳等地还有他的房产。唐德宗年间，修复朱雀门，王酒胡捐献三十万贯钱；修安国寺，王酒胡捐资十万贯钱。这两次捐赠加在一起，一共是四十万贯，几乎相当于唐政府一年的茶税。
宋元时期
时代特征：政治、经济中心南移，陕西边缘化为边疆；经济继续发展，出现了纸币。
宋元以后，关中战乱，经济衰退，国家经济中心开始南移，但陕西仍然是边疆重地。
宋朝允许商人入仕，商人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发行了世界上第一张纸币，史称“交子”；陕西耀州窑所产的“黑瓷”，质地优异，名盛全国，贩运到了全国和世界各地。同时，“奉元城”（即西安城）商贸发达，可以西安五味十字中药材市场的兴起为证明，元代时的西安五味十字是西北著名的药材市场。
明清时期
时代特征：商品经济发展到历史上的最高峰；出现了商人集团化经营形式—商帮，成为中国“市场经济萌芽”的标志；陕西商帮是最早登上历史舞台的“天下第一商帮”。
明代的陕西，地处国家西北。明政府为了满足边防军需要，巩固边防，为陕西省量身定制了“食盐开中”、“茶叶开中”等一系列特殊经济政策。陕西商民抓住这一机遇，乘势而起，成为中国最早产生的商帮——陕西商帮，他们以财雄势宏而被尊为“西秦大贾”或“关陕商人”，名列明清时期十大商帮前列。
食盐开中
这是明初政府为陕西量身打造的旨在用粮食换取“盐引”的国退民进政策。在这一政策刺激下，陕西商民纷纷“积粟趋中”，将粮食运到边地换成盐引，赴食盐产地贩盐，转化为商人。《泾阳县志》载：“县西北殷实小康诸户多以商起家，其家之娴戚子弟从而之蜀之陇之湘之鄂十居其六......，推而记之数不知其凡几。”
道光年间《宁福统帮》盐引
光绪年间盐引票
茶马交易
这是明政府利用陕西的资源优势，将陕西秦巴山茶区的茶叶向西运往甘青宁藏，换取战马的边地政策。明代初年，陕西边地生活着大量的少数民族，他们游牧为生，形成饮茶习惯。《明史》记载：“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明朝利用茶马互市政策， “固番人心” “强中国”。当时，陕西秦巴茶区是全国茶叶的主产地之一，明政府遂命令将该茶区所产茶叶运往甘青宁藏，换取战马，从而踩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条茶马古道——陕甘茶马古道。而后，陕西商人又西下康定，踩出了第二条茶马古道——川藏茶马古道，每年将4100万斤“西北边茶”和4500万斤“西南边茶”，运往西部各地，满足边疆少数民族的需要。
茶马古道
古道上的挑夫
茶马古道（甘肃天水）
泾阳茯茶
明代万历年间，因陕西秦巴茶区出产的茶叶数量较少，不能满足边疆民族对茶叶的需求，于是陕西商人到湖南安化茶区，将安化茶区废弃的二道茶、粗枝茶等原料运回陕西，在陕西泾阳压砖、发花、做成“泾阳青砖茶”，成为备受少数民族欢迎的主打茶品。这是因为，一则泾河水质苦涩，可满足炒茯茶对咸水的要求；二则茯茶只适合在三伏天做，天越热越容易泛黄发花，所以叫“茯茶”，三则，陕西作为十三朝古都，集中了全国的能工巧匠，使陕西泾阳成为“茯茶”技术的原创之地，每年产4100万斤茯茶，运往西北边地，满足了西北草原对茯茶的需要。
泾阳茯茶
茯茶中的“金花”
西北“标布”
明清时期，陕西渭河流域是短绒棉的主产地。但由于陕西风刚土厚，温度太高，难以纺纱，只好将棉花运到江南的苏松嘉杭四府，纺织成棉布，再运回陕西。形成“北棉南去”与“南布北来”的南北棉布大流通。在这个过程中从事棉布贸易的主要是陕西商人。这些棉布由于由“标局”押运，故而称为“标布”。布匹被运到陕西泾阳、三原进行改卷和熏染，遂使泾阳、三原成为西北棉布改卷中心。
西口皮货
陕西边地草原出产牛皮、羊皮和羊毛等畜产原料。陕西商人赴边地贸易，将这些畜产原料返回陕西泾阳、大荔羌白镇和礼泉百屯镇，利用泾河和洛河水熟制皮张，制作成皮货产品，号称“西口皮货”，走俏全国。长安商人伍少西，在南京兴办的“伍少西皮货店”，分号遍布江南各地，其总号牌匾为明代永乐皇帝所赐。清代的陕西皮货商尤以泾阳、大荔为盛，其中大荔有硝皮作坊120家，年产硝皮10万丈，仅“敬信义”一家“年可出产七八百件袍料”。
南都（即南京市井）繁会景物图卷
西口药材
西北山川峻，秦地无闲草，秦巴山区是盛产中药材的天然宝库。陕西商人将西藏、西宁的冬虫夏草，甘肃的枸杞、大黄、甘草，陕西的党参、柴胡、秦艽（读jiao）贩运回三原，炮制加工成“西口药材”，贩运全国各地，使三原成为全国闻名的药材市场。
清代药柜（1）
清代药柜（2）
陕甘水烟
明代初年陕西兵丁到甘肃、西宁戍边，为防止烟瘴，将吸食“云香草”传到了边地。随军贸易的陕西商人，遂在兰州的榆中、皋兰等县培植了水烟叶的栽培，然后将水烟叶运回陕西泾阳，雇佣富平工匠，压制切丝，制成名曰“泾阳青丝”的水烟丝，贩卖到全国各地，使水烟成为明清时期陕西的创新性产业。
清代水烟壶
陕西钱商
明清时期陕西商帮主要经营食盐、茶叶、布匹、皮货、药材、水烟、木材等“八大产业”，需要巨量流通货币，大量陕西商人遂在泾阳、三原举办典当、票号和钱庄。清代中叶陕西的2740家典当，主要集中在泾阳、三原。进入清代后，陕商又在四川兴办金融业，积累资本，使“川省正经字号皆属陕帮”。其中仅渭南西塬阳郭镇贺家，就在西北各地创办了300家典当和72家钱庄，垄断着西北地区的金融。贺家当家人贺士英，一句话可以使西北地区的典当降息一分，故有“贺家减当为穷人”的谚语。
清代钱庄
明清时期，陕西商帮在各地从事商贸活动，产生了许多著名商业家族，他们号称“关中巨富”、“盖省财东”，成为那一时期陕西财富的主要代表。这些著名的商业家族主要有：
富平李月峰。李家主要是通过 “食盐开中”活动发家。李家供应着陕北定边营柳树涧堡军营2300名兵士和730匹战马的粮草供应，每年 “数千万石”。转输如此巨额的粮草，以一家之力量必有困难，李月峰便联引富平韩村之李氏、亭口镇之王氏、磐石村之石氏和薛家村之路氏，“共诏边事”，共同走上输粟换引的经商道路。他们将家中的粮食，贩运到边关换取盐引，然后持盐引到淮阳盐场去贩盐，成为扬州城里的大盐商，当时也叫“大引商”。从此以后他们四家“世相婚姻，他族不得与”，成为“富平北乡四大富户”。
灞桥张洪声，人称“张百万”。张洪声弟兄，在西安创办了 “德合生”商号，又在三原办了“洪裕园”分号，还在宝鸡、兰州、西宁、乌鲁木齐、天津、上海等地开设商号，并与日、美等国商人有贸易往来，是远近闻名的富商。有一年年底分红，张洪声分了100万两银子，遂被人们称为“张百万”，当时西安有民谣说：“郭家的地，高家的房，张百万的银子拿斗量。”
泾阳柏筱陂，人称“柏百万”。柏家在明代做簸箕生意起家，经几代人的奋斗，到柏筱陂一代发展到鼎盛时期，主要是在江南贩布，在西北贩茯茶和皮货。他们家在苏州、武汉、上海、北京等拥有各种门店和当铺、票号，在日本也有分店。尤其是在江南产布的市镇，都有柏家的字号。有一年，开迎神赛会，一富绅向柏筱陂挑战，柏筱陂随即叫人铸造了一个纯金的金桩，专门将金桩打在富绅的船边。从此，“活财神” 柏筱陂名声大振，至今，唐市仍有个叫“金桩浜”的地方。
三原梁选櫲，人称“梁百万”。梁家到第五代梁汉，开始走上以粮换引、经营盐业的发家道路。梁汉命自己的儿子梁一山、梁一仓，共同贩盐扬州。两兄弟很有经营眼光，他们“督僮仆，力农作，竟日不休，农又精缮，虽乡里老农亦自引以为不及”，梁家“致富冠里中”，“治农积货万金，起建大舍”，“梁百万”的绰号就是这时被叫响的。
旬邑唐景忠，人称“唐百万”。唐家以经营水烟为主，商号遍及陕西、河南、甘肃、四川、安徽、江苏、福建、辽宁、浙江等13省50多个县，商业字号达90余所，人称“汇兑中国13省，包捐知府道台衔；马走外省不吃人家草，人行四川不歇人家店”。唐景忠于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被报为百万富翁，赴北京参加皇帝举行的“千叟宴”，并被恩赐七品官。唐家此后开始修建唐家大院，建成宫殿式庭院87院，约2700余间，号称 “出门不离车马轿，全堂执事开道锣”。
韩城苏继祖，人称“苏百万”。苏家兴起于明朝中叶，初时经营 当铺，后来做丝绸生意。在苏州开设了“和合苏”绸缎庄，前店后场，批零兼营，生意做得很红火。到清道光年间，苏氏后人苏永诚，又在家乡薛曲一带兴办了 “天保昌”、“复盛祥”等28家作坊。苏家在江浙一带经商赚了许多钱，乾隆皇帝下江南，都由他家接驾，后来皇帝还专门给他御赐“苏百万”几个大字，意为日进斗金，富甲一方。
明清之际的陕西，除了这些百万富翁外，“千万两”、“万万两”级的富翁也所在多有。大荔县八鱼井乡富翁温记泰，家有藏银的银窖10余个，每个银窖藏银都在1000万两以上；渭南西塬阳郭镇贺家，在西北各地开当铺300余家，还有72家钱庄；贺家仅典当投资就高达1500万两，还不算360万两的钱庄投资。这些都充分反映了明清时期秦商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他们傲视中国商界的经济地位。
秦商为了推进他们的经贸事业，又集资修建了华丽的“山陕会馆”，使秦商成为明清时期在全国修建会馆最多的商人集团。清代《成都竹枝词》中说：“天下会馆数陕西”，“陕西会馆铁旗杆，天下会馆无这般”。据统计，明清时期秦商在全国各地修筑的会馆多达330余所，仅在河南就修了56所，在湖北修了41所，在甘肃修了35所，在陕西本土修了40所。这些“山陕商会馆”遍布全国，从通商大邑到穷乡避壤，形成复杂的贸易通商网络，而且每一所会馆莫不歇山重檐，金碧辉煌，许多会馆由于建造华丽，建国后一直是当地政府的办公之地。如成都陕西会馆、自贡西秦会馆、四川叙永陕西会馆、甘肃临夏山陕会馆等。在修建会馆时，陕商不惜重赀，错金彩镂，使会馆雕梁画栋，富丽堂皇，成为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宝库和当地的地标标志与文化景点，充分表现了秦商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深邃的历史文化眼光。
民国时期
时代特征：社会经济在缓慢中发展，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使资产阶级社会地位提高，秦商中产生创办实业的小发展浪潮。
清朝末年，陕甘地区社会动荡，外国资本的侵略，洋货的打击，使秦商作为一个整体商帮，淡出了社会视野。
1926年镇嵩军刘镇华围困西安，陕西1929年大旱、1932年瘟疫爆发，连年的天灾人祸，致使商品极度匮乏，陕西民族商业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创。但戊戌维新与辛亥革命，使资产阶级名声大振，陕西遂有不小的创办实业的浪潮。1928年“陕西省地方农工业出品展览会”就是陕西商业在凋敝的环境中显露出一丝生机。
陕西省地方农工业出品展览会举行授奖典礼合影（1928年）
1931年西安商界和商人兴办“长安商界反日救国仇货展览会”，反映了陕西商人的抗日救国热情。
1931年反日救国仇货会展览讲演台
民国时期的民乐园
这一时期，陕西商界的著名代表主要有：
西安饭庄创始人——冯克昌。冯克昌，长安人。1928年，他在陕西名流于右任（时任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等的帮助下，筹集六百五十元现大洋，创办了 “西安饭庄”。他根据陕西人喜食“酸、辣、咸、汤（烫）、热”的饮食特点，创制出以鲜、咸、酸辣、甜、嫩、脆、酥见长的陕菜大系，逐渐形成“十大名菜”，使西安饭庄名声鹊起，成为秦菜正宗，取得了“集三秦美馔之精，留万众口福之香”的市场优势地位。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期间，中共代表团来西安进行调解，周恩来、叶剑英等曾在西安饭庄宴请以张学良、杨虎城为首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爱国将领，宣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1938年国际主义战士柯棣华率领的印度援华医疗队来陕，周恩来又在西安饭庄设宴，为他们洗尘欢迎。
德懋恭食品店创始人——小李。“德懋恭”开业于清同治初年(约1871)，店主姓李，系咸阳籍进士李岳瑞先生的族侄。清同治年间，李岳瑞先生夫人拿出自己的私房银两，交给小李作本钱，在西大街开了个杂品店，以经营酱货为主，兼营糕点和小食品。小李集中力量开发在陕西夙负盛名的食品——水晶饼，生产的“水晶饼”以口味纯正而在西安风生水起，成为秦食佳品，位列“秦式糕点”之首，成为馈赠亲友的上等礼品。特别是光绪末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避难到西安时，曾在广济街口闻香停辇，品尝了“老童家”的“腊羊肉”和“德懋恭”的“水晶饼”后，赞不绝口，遂将此两种食品钦定为“贡品”，按期向大内供奉，更使德懋恭身价百倍，闻名遐迩，成为陕西名品和名店的代表。
樊记腊汁肉店创始人——樊炳仁。樊炳仁原籍陕西蓝田县。1884年樊家迁到西安卢进士巷，在西安沿街叫卖腊汁肉。他在经营腊汁肉的同时，将颇受西安人欢迎的“白吉馍”与腊汁肉结合在一起，使“肉夹馍”既有馍的纯香，又有肉的营养，两佳合一，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便当或快餐食品。樊凤祥继承祖业，租南院门街面房，首开古都西安坐店售卖腊汁肉之先河，以其别字茂春，创办 “义茂春”腊汁肉食店，1904年挂牌营业，专营白吉馍夹腊汁肉。樊家父子锐意经营，形成产品“火功到家、久贮不腐、红润鲜亮，软烂醇香、疲不留渣、肥不腻口”的独特风味，使樊记肉夹馍在西安名声斐然，路人皆知。
老孙家羊肉泡馍馆创始人——孙广贤。西安老孙家羊肉泡馍馆，是1898年由西安回民孙广贤、孙万年叔侄创办的。他们最初是在北具县门开 “老孙家牛羊店”，后改为“老孙家羊肉泡馍馆”。1911年辛亥革命后，张凤翙督陕，他建议叔侄二人将店址迁到人流集中的东大街，以扩大影响。叔侄二人选中东大街中段端履门街口的黄金地段，择吉开张，生意日趋兴隆，由于他们的羊肉泡馍肉鲜汤浓，风味浓郁，赢来高朋满座。当年的陕西军政大员，如于右任、邵力子、张凤翙等，都曾是这里的座上客。
抗战时期
时代特征：日本侵华使陕西经济再遭重创；1935年陇海铁路延展到西安，大量东部工厂西迁，壮大了秦商的力量；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遂产生了 “红色秦商”。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加强大后方建设，民国政府将陇海铁路从连云港延展到西安，改变了陕西的交通网络，随即沦陷区工商企业纷纷内迁西安，在东大街一带形成新的商贸中心，大批难民涌入，西安人激增至28万人，进一步激活了西安经济。同时，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建立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根据地的商业经济建设，遂产生了第一代“红色秦商”，代表了陕西商业发展的新方向。
1941年开始，陕甘宁边区为了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了大生产运动，陕甘宁边区工农业的发展，带来了商业贸易和市场的繁荣。并在延安南市创立了新市场，成为秦商活动的主要舞台。
延安商业中心——新市场
1942年6月，陕甘宁边区主席林伯渠，为延安南市题字：“南市”。
林伯渠题字
计划经济时期
时代特征：建国后，“三大改造”使计划经济体制确立，商品流通采取“凭票供应”的方式；陕西商业在名牌产品创制方面名列前茅，为满足人民需要做出了贡献。
建国以后，经过“三大改造”，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商业实行由国家统一集中经营的管理体制。因为物资短缺，商品流通主要采取了“凭票供应”的计划方式。全国城镇居民配给购货本、副食本和每月分发的粮票、油票等票证，凭各种票证购买商品。此时商业几乎由国营包揽，民营商业处于凋敝状态。
粮票
商品票
在计划经济时期，陕西的轻工业一度名声鹊起，创制了“山丹丹洗衣粉”、“西安电池”、“中华肥皂”、“骆驼牌搪瓷制品”、“蜜蜂牌缝纫机”、“榆林毛毯”等名扬全国的著名产品，为满足人民日常生活需要做出了贡献。
1954年，西安解放百货大楼成立，这是西北第一家大中型国营百货零售企业和全国十大零售百货商场之一。
西安解放百货大楼宣传单
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
时代特征：改革开放带来了陕西商业新的发展，富有时代风貌的“新秦商”再度崛起，产生了一批在全国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在西部大开发和“一带一路”战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发展目标，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建立。陕西的私营经济在社会生活中发展很快，“新秦商”成为中国商界的一支劲旅，尤其是2009年设立的“陕西省秦商联合会”，标志着秦商走上有组织发展的道路。目前，秦商联合会在国内外共有151个分会，拥有5万会员单位和控扼着2000多万亿社会资产，成为私营陕西商业的有力代表。